泸州发现百余年前“禁毒鱼虾”碑刻，环保这件事四川早就有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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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沿河毒鱼大伤生命，水流下游人饮亦病……”100多年前，这样一段“禁毒鱼虾”的官方告示被刻在一条小河边的崖壁上，以示广众。

近日，泸州市古蔺县再次发现“禁药毒鱼虾”的碑刻，这已经是古蔺境内发现的第三处同类古迹，足见当时人们对于河流生态的重视。另两处为石刻，一处在桂花镇桂花河中的巨石上，另一处在黄荆乡境内田坝河边的崖壁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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↑新近发现的“禁药毒鱼虾”碑刻

除了“禁毒鱼虾”，当地还发现两块“封山碑”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曾媛媛介绍，中国的历史文献上，很早就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记载，商周时期就设有掌管森林的官职，延续而下的历朝历代，也有保护林木、野生动物的相关法令。

发现

古道边断碑记载“禁药毒鱼虾”

桂花镇的桂花河边，曾经的古驿道沿着河流可以一直到达赤水、泸州。如今，古驿道被公路取代，部分遗址保留在山林中人迹罕至的地方，“禁药毒鱼虾”的石碑就是在古驿道上找到的，位置在桂花镇汉溪村。

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，古蔺县桂花镇工作人员徐挺带着成都商报记者沿着桂花河而上，穿过一片竹林，走过一段长满青苔的石板路，最终在一处山崖下找到静卧的石碑。石碑已经残缺，抹去青苔后，可见“禁药毒鱼虾”的楷书。其中“禁”字已经断了一半，落款不详。

徐挺是一名文史爱好者，热衷于研究古蔺的文化历史，他推断，这块碑应该立于清朝时期。这是古蔺县境内发现的第三处关于“禁毒鱼虾”的古迹，另一处就在残碑上游3公里左右，桂花河中的一块巨石上，刻有“禁毒鱼虾”几个大字。

↑位于桂花河中的“禁毒鱼虾”巨石

在离桂花镇10多公里外的黄荆乡境内，还有一处“禁毒鱼虾”的摩崖石刻，9月上旬，古蔺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赵中国专门前去探访，赵中国介绍，该处石刻保存完好，在一条叫田坝河的小河边的崖壁上。

黄荆乡的摩崖石刻在古蔺县志中有所记载，其碑文为：“军粮府英示，沿河毒鱼大伤生命，水流下游人饮亦病，责成团保互相察禁，倘敢阴违，严拿究问……大清光绪十七年……”赵中国说，当地村民前些年对石刻重新上漆，如今石刻内容清晰可辨。

考究

当地有植物可以投河毒鱼

赵中国介绍，发现“禁毒鱼虾”古迹的区域位于古蔺县境西部，这一带，森林植被较好，水系众多，有多条流向赤水河的支流。

徐挺记得父辈曾在桂花河上捕鱼的往事，那时候村民主要是下网捕鱼，河里水清鱼多。当地村民讲，夏秋季节，至今还有很多泸州、赤水等地人驾车专门到这条河里来钓鱼，而毒鱼和下网捕鱼的现象，很少有所听闻。

村民介绍，当地以前有用葛藤和醉鱼草毒鱼的“土办法”，即将这两种植物混合在一起，捣碎后投入河中，鱼便会中毒浮出水面。徐挺小时候见过这种毒鱼的方式，他说当地人用这种方法毒鱼的时候，会带一个网具，鱼浮出水面后，便用网捞起来，如果不及时捞起来，鱼又会清醒过来沉入水中。

↑醉鱼草

徐挺介绍，葛藤和醉鱼草是当地比较常见的植物，碑刻所记的“禁毒鱼虾”，指的应是用这种方式毒鱼。在桂花河边，徐挺带着记者找到了多处生长着这种植物的地方。

通过照片辨认后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邓德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这两种植物正是葛藤和醉鱼草。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、中药材专家田孟良介绍，这两种植物对鱼都具有神经性麻醉作用，确实是可以作为毒鱼所用。

↑葛藤

遗产

当地人至今环保意识较强

古蔺县发现的“禁毒鱼虾”碑刻均在黄荆老林旅游景区辖内，赵中国介绍，该区域还发现了两块“封山碑”，为清乾隆年间，经四川永宁和贵州遵义、仁怀等三府官员会勘划界，收作官山后封山禁伐所立。如今，黄荆老林旅游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、四川省级自然保护区。

赤水河被誉为“美酒河”，在这条河流上，酿出了茅台、郎酒等中国名酒。很早以来，赤水河流域就得到了很好的生态保护，如今，云贵川三省又签署了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，合力保护这条水域。

古蔺县水务局副局长汪启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按照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，目前全县28条河流均已纳入河长制保护，发现“禁毒鱼虾”古迹的两条河为赤水河支流，也在保护之列。汪启飞介绍，“禁毒鱼虾”古迹发现于古蔺西部，这片区域资源丰富，当地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强，这跟历史上留下来的规定和约定俗成的制度是分不开的。

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，古蔺县民间有个环保QQ群，这个群里近500人，有老师、学生、企事业工作人员及公务员等，并且分布于全县各个乡镇，建群的宗旨就是“宣传环保、共建家园”，群里面大家时常交流，并积极投身环保宣传等工作。赵中国是这个群里的骨干成员，他说这个群成立于2015年，群主是一名中学生。

↑“封山碑”

古法

历史上的环保意识和办法

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曾媛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中国的历史文献上，很早就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记载，商周时期就设有掌管森林的官职，延续而下的历朝历代，也有保护林木、野生动物的相关法令。

曾媛媛介绍，周代有“孟春之日禁止伐木”的规定，针对动物、林木的保护，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均能找到相关法规，官方的保护，也在民间形成一些乡规民约延续下来，促进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。

曾媛媛表示，在农业社会，生态环境本来就比较好，那时的“环境法”，跟现在的立法思想有所不同，但从中国古代对环境、自然的认识和保护，能反映出古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淳朴思想。

部分图由受访者提供

成都商报记者杨灵摄影报道编辑唐欢